Vegetation Cover Changes and Its Climate Driving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 Huifang ZHAO ,
  • Xiaoyun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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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Qinghai Institute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Xining 810001,Qinghai,China
    2. Qingha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Xining 810001,Qinghai,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5-31

  Revised date: 2021-11-13

  Online published: 2022-04-20

Cite this article

Huifang ZHAO , Xiaoyun CAO . Vegetation Cover Changes and Its Climate Driving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J]. Plateau Meteorology, 2022 , 41(2) : 328 -337 . DOI: 10.7522/j.issn.1000-0534.2021.00091

1 引言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中国西部青海省境内,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 是三江源生态保护核心区域, 也是我国第一批试点建设并正式成立的国家公园, 同时也是长江、 黄河、 澜沧江的发源地, 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供给地和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付梦娣等, 2017), 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李忠鹏, 2017)。园区以高原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 地貌类型丰富、 气候环境多样, 生态构成复杂,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Zhong et al, 2010Yao et al, 2012Ma et al, 2013张人禾等, 2015)。园区内包括森林、 草地、 荒漠、 水体、 湿地等各种生态要素, 以草地、 荒漠、 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为主(曹巍等, 2019), 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 也是我国极其重要的生态屏障(孟宪红等, 2020)。
植被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承担着连接土壤、 大气和水分等要素的重要作用(陈效逑和王恒, 2009), 同时也极易受其他因素干扰和破坏, 对于气候及环境变化十分敏感(Parmesan and Yohe, 2003邓晨晖等, 2018), 其动态变化常被作为气候变化的重要生物指示器(Wang et al, 2012), 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 显著的气候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影响高原植被的生长, 植物的生长状况也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Solomon et al, 2007Zhao et al, 2011彭凯锋等, 2020)。因此, 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气候变化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 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动态变化和气候影响规律, 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三江源脆弱敏感的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遥感植被监测, 诸多学者对三江源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代子俊等(2018)采用GIMMS数据对1982 -2015年青海省植被覆盖变化进行了研究, 通过NDVI变异系数显示青南牧区西部NDVI波动较大, 东南部波动性较小。对黄河源的植被分析近年来较多见, 黄河源区域植被变化及气候影响分析显示, 黄河源气候由干冷逐渐向暖湿化转变, 植被覆盖呈现整体缓慢升高、 局部退化的趋势, 黄河源植被改善区域主要分布在扎陵湖和鄂陵湖以南地区, 退化区域则主要分布在两湖以北, 植被变化对气温更加敏感(马守存等, 2018马天啸等, 2016王俊奇等, 2021)。刘璐璐等(2017)对2012年前长江源与黄河源区土地覆被变化分析显示, 草地是两园区最主要的土地覆被类型, 黄河源区的草地面积占比较长江源区高17%。陈婷等(2008)分析长江源植被变化显示, 1982 -2003年长江源植被覆盖呈整体增加趋势, 而高寒草甸退化严重。三江源保护区成立后, 在相关生态保护与植被恢复措施的实施下, 三江源地区草地覆盖度的增长速度和增长面积都有所提升, 草地覆盖度对气温的敏感度逐渐增高, 低温比干旱对三江源草地覆盖度增长的限制作用更强(张颖等, 2017), 同时近年来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发展已成事实, 气候环境的改变和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整体提升的主要原因(曹巍等, 2019)。
前期虽有学者利用遥感数据开展三江源保护区的草地覆盖、 NDVI和生态功能相关研究, 但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近20年整体植被覆盖变化的研究较少, 大部分研究利用的遥感数据分辨率较粗或研究时段较早, 因此, 本文基于2000 -2019年空间分辨率为250 m的MODIS遥感数据, 从近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和不同园区的植被覆盖面积及覆盖度时空变化特征和趋势分析出发, 利用同期气象数据探讨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变化与气候因素响应特征, 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恢复、 生态系统保护和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气候区, 平均海拔3500~4800 m, 冷热两季交替、 雨热同期、 冬长夏短, 冷季较长, 大部分地区植被生长季为5 -9月, 多年平均气温在-5.6~7.8 ℃, 降水量分布极度不均, 年均降水量为262.2~772.8 mm, 为典型的高原大陆气候。公园总面积12.31×104 km2, 占三江源地区面积的31.16%, 包括长江源、 黄河源、 澜沧江源3个园区, 其中冰川雪山833.4 km2、 湿地29842.8 km2、 草地86832.2 km2、 林地495.2 km2, 草地是其主要的植被类型, 以高寒草原、 高寒草甸和少数高寒荒漠为主(图1)。
图1 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区位置及植被类型

Fig.1 The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its vegetation types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2.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遥感数据选取2000 -2019年生长季(5 -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EOS/MODIS的MOD13Q1数据产品, 时间分辨率为16天, 空间分辨率为250 m。对原始数据进行格式转换、 重投影、 最大值合成等预处理, 形成5 -9月的NDVI最大值来表征年NDVI值, 再采用二分像元法计算植被覆盖度, 并对植被覆盖度进行阈值分割等处理。
气象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服务平台, 选取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及周边各气象站点 2000 -2019年5 -9月平均气温、 降水量为气象要素, 分析和探讨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生长季的植被覆盖变化气候驱动因素。由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气象监测站点较少且站点分散, 本文选取了园区内和园区周边的气象监测站点作为研究区代表站点, 包括杂多站、 沱沱河站、 五道梁站、 玛多站和清水河站(图1)。

2.3 研究方法

2.3.1 植被覆盖度计算及等级划分

本研究采用改进像元二分模型估算植被覆盖度VC (Vegetation Coverage)(Leprieur et al, 1994李苗苗等, 2004), 计算公式如下:
V C = N D V I - N D V I s N D V I v - N D V I s
式中: N D V I s为无植被像元的NDVI值; N D V I v为纯植被像元的NDVI值。在 N D V I s N D V I v的取值上, 采取置信区间取值, 根据实际计算的NDVI概率分布置信区间95%和5%的值, 分别作为 N D V I v N D V I s
本研究对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面积以及不同覆盖度等级划分后的面积进行统计计算, 用来分析三江源国家公园近20年植被覆盖的变化情况。参照已有相关研究结果(国土资源部, 2017陈江等, 2007吴传钧和郭焕成, 1994佟斯琴等, 2016), 将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度划分为低覆盖度、 中覆盖度、 高覆盖度3个等级(表1), 并以覆盖度为5%作为阈值, 划分非植被与植被覆盖区域进行植被覆盖面积统计。
表1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度划分等级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植被覆盖度划分等级 覆盖度VC值
低覆盖度 5%≤VC<20%
中覆盖度 20%≤VC≤50%
高覆盖度 VC>50%

2.3.2 变化趋势分析

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拟合三江源国家公园2000-2019年植被覆盖度年际变化趋势, 计算数据集中所有像元与时间的回归斜率(周伟等, 2014刘家福等, 2018), 其计算公式为:
θ = n × i = 1 n i × F i - i = 1 n i i = 1 n F i n × i = 1 n i 2 - i = 1 n i 2
式中: n为累计年份(时间范围为2000 -2019年, 即n=20); Fi 为第i年的植被覆盖度像元值; θ是趋势线的斜率。当θ大于0时, 表示植被覆盖度在n年间呈增加趋势, 当θ小于0时, 表示在n年间呈退化趋势。采用F检验对植被覆盖度的年际趋势变化进行显著性检验, 其中41.54%通过了 α = 0.1的显著性检验, 58.46%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将变化趋势结果按斜率及显著性检验划分为: 显著减少、 中度减少、 轻度减少、 基本不变、 轻度增加、 中度增加、 显著增加7个等级。

2.3.3 偏相关分析法

自然植被生长发育状况主要受当地气候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气温、 降水是影响植被生长发育的主要气候因素(钱拴等, 2007), 考虑到高寒草地的季节性特征, 选取三江源地区植被生长季(5 -9月)气温、 降水分析气候对植被覆盖的影响。植被覆盖变化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 已有相关研究显示, 偏相关分析结果在解释植被生长与气候要素的关系时, 相较于简单的相关分析更具有参考意义(徐嘉昕等, 2020),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法(玛地尼亚提·地里夏提等, 2018魏凤英, 2007黄嘉佑等, 2016)分别研究气温、 降水对植被覆盖的影响, 用偏相关系数分析植被覆盖面积和植被覆盖度与气温和降水的相关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r 12.3 = r 12 - r 13 r 23 1 - r 13 2 1 - r 23 2
式中: r 12.3为某一自变量固定后因变量分别与其他自变量的偏相关系数。采用t检验完成偏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由于三江源国家公园三个园区的地理位置较为分散、 长时间序列的监测台站较少等原因, 进行空间面上的相关性计算时误差较大, 故选取每个园区及周边代表站点的气象数据代表园区内整体气候情况, 以期能够更好地了解植被覆盖变化与气象要素的相互驱动关系。

3 结果分析

3.1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面积及覆盖度空间分布格局

三江源国家公园多年平均植被覆盖面积为105086.76 km2, 占公园总面积的85.38%, 平均植被覆盖度为42.70%, 植被覆盖空间分布呈西北低东南高, 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的特征, 西北部地区主要以中低覆盖度植被为主, 此地多为裸地、 高寒草原、 荒漠植被和水体, 东南部多为高覆盖度植被, 主要以高寒草甸为主(图2图3)。植被覆盖度分等级面积统计结果显示, 高覆盖度植被面积为28543.39 km2, 占公园面积的23.19%, 主要分布在澜沧江源园区、 黄河源园区南部以及长江源园区东部偏南地区; 中覆盖度植被面积为47194.68 km2, 占公园面积的38.34%, 主要集中在长江源园区中部, 黄河源园区北部地区; 低覆盖度植被面积为29348.69 km2, 主要在长江源园区中西部地区, 占公园面积的23.85%[图3(a)]。
图2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

Fig.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cover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图3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面积占比(a)及覆盖度(b)

Fig.3 Vegetation covered area (a)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b)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三个园区植被覆盖状况从低到高依次为长江源园区、 澜沧江源园区、 黄河源园区(图2图3)。其中: (1)长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为73965.52 km2, 占该园区面积的81.92%, 植被覆盖度为27.82%, 园区内主要以中、 低覆盖度植被为主, 中覆盖度植被占长江源园区面积的37.17%, 其次为低覆盖度(31.08%), 高覆盖度植被较少(13.68%), 植被覆盖度在空间分布上主要呈现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升高态势。(2)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为17517.71 km2, 占该园区面积的92.01%, 植被覆盖度为45.67%, 园区内主要以中高覆盖度植被为主, 中覆盖度植被占园区面积的50.57%, 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地区, 其次为高覆盖度(37.87%), 主要分布在园区南部地区, 低覆盖度植被较少(3.56%), 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为北低南高。(3)澜沧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为13603.53 km2, 占该园区面积的98.89%, 植被覆盖度为54.61%, 主要以高覆盖度植被为主, 高覆盖度植被占园区面积的65.29%, 其次为中覆盖度(29.15%), 主要分布在园区西南部地区, 低覆盖度植被较少(4.44%), 植被覆盖状况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中最好。

3.2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年际变化趋势

2000 -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面积和覆盖度均呈增加趋势, 植被覆盖面积以227.55 km2·a-1的速度显著增加(P<0.01), 覆盖度增加幅度不明显, 植被覆盖面积和植被覆盖度年际变化波动基本一致。其中植被覆盖面积呈每5年台阶式增加趋势, 2005 -2009年植被覆盖面积较2000 -2004年增长1.69%, 2010 -2014年植被覆盖面积较2005 -2009年增加1.19%, 2015 -2019年植被覆盖面积较2010 -2014年增加0.39%, 从增加比例上看, 增加幅度逐渐降低, 且逐渐趋于稳定, 后10年和前10年相比, 平均植被覆盖面积增加也较明显, 2010 -2019年较2000 -2009年, 植被覆盖面积增加2.24%, 说明2010年后三江源国家公园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植被覆盖面积增加, 荒漠化状况有所改善, 植被生长状况相对稳定[图4(a)]。
图4 2000 -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及各园区植被覆盖变化趋势

Fig.4 The vegetation cover change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from 2000 to 2019

三个园区由于海拔和地理位置分布原因, 植被覆盖面积与覆盖度均有所差异, 具体表现为: (1)长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以224.95 km2·a-1的速度显著增加(P<0.01), 覆盖度以每年0.11%的比例显著增加(P<0.1), 植被覆盖面积与覆盖度年际变化波动基本一致, 2000年植被覆盖面积和覆盖度最低, 2018年植被覆盖面积和覆盖度最高, 近5年植被度盖度和面积增加趋势较明显[图4(b)]。(2)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基本不变, 植被覆盖度以每年0.25%的比例显著增加(P<0.05), 2018年植被覆盖面积和覆盖度最高, 2008年植被覆盖面积最小, 2003年植被覆盖度最小, 植被覆盖面积与覆盖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但个别年份(2003年、 2014 -2017年)植被覆盖面积和植被覆盖度有较明显的不同步趋势[图4(c)]。(3)澜沧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以2.22 km2·a-1的速度显著增加(P<0.05), 但植被覆盖度基本保持不变, 植被覆盖面积2016年最大, 2003年最小, 植被覆盖度2015年最小, 2009年最大, 植被覆盖面积和植被覆盖度年际变化趋势不同步[图4(d)]。

3.3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空间稳定性分析

2000 -2019年,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度变化不明显的区域面积约34001.56 km2, 占公园总面积的31.27%, 增加的区域面积为60969.19 km2, 占比56.08%, 减少的区域面积为13754.50 km2, 占比12.65%。长江源园区中部偏北地区、 黄河源园区中北部等地植被覆盖度轻度增加, 该类地区多为高寒草原类草地, 长江源东部零星地区植被覆盖度出现轻度减少, 该地多为退化的高寒草甸类草地。整体来看, 2000 -2019年,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度呈稳定增加趋势, 长江源园区西北部地区、 黄河源园区北部植被覆盖度增加幅度较明显。从具体数据来看, 植被覆盖度不同变化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轻度增加(49.84%)>基本不变(31.27%)>轻度减少(11.54%)>中度增加(6.06%)>中度减少(1.05%)>显著增加(0.17%)>显著减少(0.06%), 3个园区植被覆盖度增加的面积均大于退化的1.49%~62.35%(图5表2)。
图5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

Fig.5 The spatial change trend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表2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分类及结果统计

Table 2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and results statistics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斜率变化 范围 变化 程度 三江源国家公园 长江源园区 黄河源园区 澜沧江源园区
面积 /km2 占区域植被 面积百分比/% 面积 /km2 占区域植被 面积百分比/% 面积 /km2 占区域植被 面积百分比/% 面积 /km2 占区域植被 面积百分比/%
θ≤-1.0 显著减少 68.13 0.06 49.63 0.06 8.75 0.05 9.75 0.07
-1.0<θ≤-0.5 中度减少 1144.63 1.05 808.38 1.04 84.44 0.49 251.81 1.87
-0.5<θ≤-0.1 轻度减少 12541.75 11.54 7017.13 9.01 1483.25 8.52 4041.38 30.01
-0.1<θ≤0.1 基本不变 34001.56 31.27 25938.88 33.32 3400.81 19.54 4661.88 34.61
0.1<θ≤0.5 轻度增加 54188.81 49.84 40598.50 52.15 9446.81 54.27 4143.50 30.76
0.5<θ≤1.0 中度增加 6591.88 6.06 3340.31 4.29 2901.75 16.67 349.81 2.60
θ>1.0 显著增加 188.50 0.17 95.94 0.12 82.13 0.47 10.44 0.08
其中长江源园区植被覆盖整体增加, 植被覆盖度增加区域面积占植被面积的56.56%, 主要在园区西北部荒漠地区, 该地植被覆盖度呈轻度或中度增加, 但东部零星地区植被覆盖度呈轻度或中度减小, 减少面积占比10.12%, 变化不明显的区域面积占比33.32%。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呈大范围的增加趋势, 植被覆盖度增加面积占该园区植被面积的71.41%, 扎陵湖和鄂陵湖周边植被覆盖中度或轻度增加, 减少面积占比9.06%, 主要在园区南部边缘地带, 变化不明显的区域面积占比19.54%。澜沧江源园区植被覆盖度整体保持不变, 澜沧江源园区植被覆盖度变化不明显的区域面积占植被面积的34.61%, 增加面积占比33.44%, 减少面积占比31.95%, 大部分地区植被呈轻度减少或轻度增加, 植被覆盖基本稳定。

3.4  2000 -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生长季植被覆盖变化与气温、 降水的响应

三江源国家公园三个园区植被生长季气温存在空间差异性, 2000 -2019年, 长江源5 -9月平均气温在4.13~5.76 ℃, 黄河源平均气温略高于长江源, 5 -9月平均气温为4.77~6.36 ℃, 澜沧江源园区生长季平均气温较高, 5 -9月平均气温在8.50~10.16 ℃。近20年3个园区5 -9月平均气温的年际变化趋势显示, 长江源平均温度以0.37 ℃·(10a)-1显著增加(P<0.05), 黄河源和澜沧江源平均气温以0.47 ℃·(10a)-1显著增加(P<0.01), 可见三江源国家公园近20年植被生长季气温呈升高趋势, 但变暖趋势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图6(a)]。
图6 2000 -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气温(a)、 降水(b)的变化趋势

Fig.6 The change trend of temperature (a) and precipitation(b)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from 2000 to 2019

三江源国家公园三个园区植被生长季降水量的变化情况也各不相同, 近20年长江源5 -9月总降水量在241.10~424.90 mm, 黄河源略高于长江源, 为260.40~461.95 mm, 澜沧江源植被生长季降水量在315.90~605.40 mm。年际变化趋势来看, 三江源国家公园5 -9月降水量在2000 -2019年增加幅度不明显, 黄河源园区降水增加幅度略大于其他两个园区[图6(b)]。
综上所述, 近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各园区5 -9月气温、 降水均呈增加趋势, 其中气温变暖的速率较降水更为显著。
三江源国家公园3个园区不同的地理空间分布和气候差异性导致植被覆盖变化与气候因素的驱动关系各不相同。通过分析多年植被覆盖面积和植被覆盖度与5 -9月气温、 降水的关系发现(表3): (1)长江源园区总植被覆盖面积和植被覆盖度与气温、 降水均显著正相关, 但植被覆盖面积与气温的相关性高于降水, 植被覆盖度与降水的相关性略高于气温。长江源园区5 -9月平均气温较低, 热量条件较为缺乏, 西北部大多为无植被荒漠地带, 气温增加促使草地植被发育生长, 绿度增加, 植被覆盖面积增大, 但覆盖度的增加还需气温与降水共同作用, 且更依赖于降水。(2)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与降水完全正相关, 与气温相关关系不明显, 植被度盖度与气温显著正相关, 与降水相关关系不明显。黄河源园区北部以高寒草原、 高寒荒漠植被为主, 南部多高寒草甸类植被, 园区北部较干旱, 前期植被年际变化分析结果显示, 黄河源园区植被面积及覆盖度增加较明显, 园区内降水增加促使高寒草原和荒漠植被生长, 而温度升高促使其植被覆盖度增加, 降水为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增加的主导因子, 气温为整体植被覆盖度增加的主导因子。(3)澜沧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与气温显著正相关, 与降水显著负相关, 受气温正向影响略大, 植被覆盖度与气温、 降水均显著正相关。澜沧江源园区气温、 降水较其他两个园区偏高, 且降水量相对充足, 园区内以高寒草甸植被类型为主, 植被覆盖面积与平均气温呈正相关关系, 与降水量呈负相关, 说明在降水量充足的情况下, 气温对植被覆盖的影响更为显著, 降水过多可能对高寒草甸的生长发育起到抑制作用, 而覆盖度的增加依赖气温、 降水共同影响。
表3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与气候因素的相关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egetation cover and climatic factors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三江源国家 公园分园区 植被覆盖 变化要素 气温 降水
长江源园区 植被覆盖面积 0.615** 0.492*
植被覆盖度 0.639** 0.777**
黄河源园区 植被覆盖面积 -0.237 1**
植被覆盖度 0.993** 0.159
澜沧江源园区 植被覆盖面积 0.678** -0.636**
植被覆盖度 0.453* 0.471*

** 表示通过 α = 0.01显著性检验, *表示通过 α = 0.05显著性检验

4 讨论

三江源国家公园近20年气温呈显著增加趋势, 降水量增加幅度不明显, 与青藏高原主体变暖变湿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徐丽娇等, 2019), 同时也符合青藏高原整体降水变化趋势(许建伟等, 2020)。同时三个园区由于地理位置、 气候分布上的不同, 变暖趋势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魏莹和段克勤, 2020), 黄河源园区与澜沧江源园区变暖速率高于长江源园区, 导致园区内植被覆盖的变化情况以及与气候因素的驱动关系也有差别。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变化与气候驱动因素的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赵倩倩等, 2021), 长江源园区由于海拔较高, 气温较低、 降水偏少, 植被覆盖面积及覆盖度的增加依赖水热因子组合的共同作用, 黄河源园区由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气候特征, 降水是限制该地区植被生长的主要因子。澜沧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与降水呈显著负相关, 与前人得出的在降水较充沛地区, 温度为主要制约因子的结论相一致(陆晴等, 2017)。

5 结论

基于MODIS NDVI遥感数据, 采用二分像元法、 斜率分析法和偏相关分析等方法, 分析了2000 -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时空变化格局, 从整体分布、 年际变化、 空间变化趋势等方面入手, 分析了近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分布及年际变化趋势, 并结合水热因子开展植被覆盖与气候因素的相关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2000 -2019年,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85.38%, 平均覆盖度为42.7%, 植被覆盖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长江源园区以中、 低覆盖度植被为主, 植被覆盖面积占比81.92%, 平均覆盖度27.82%; 黄河源园区以中、 高覆盖度植被为主, 植被覆盖面积占比92.01%, 平均覆盖度45.67%; 澜沧江源园区以高覆盖度植被为主, 植被覆盖面积占比98.89%, 平均覆盖度54.61%。
(2) 2000 -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面积和覆盖度均呈增加趋势, 植被覆盖面积以227.55 km2·a-1显著增加(P<0.01), 覆盖度增加幅度不明显, 植被覆盖面积和植被覆盖度年际变化波动基本一致。其中长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和覆盖度均显著增加, 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基本不变, 植被覆盖度显著增加, 澜沧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显著增加, 但植被覆盖度基本保持不变。
(3) 近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空间上呈稳定增加趋势, 植被覆盖保持不变的区域面积占比31.27%, 增加的区域占比56.08%, 减少的区域占比12.65%, 长江源东部零星地区退化的高寒草甸出现轻度减少, 长江源园区西北部地区、 黄河源园区北部植被覆盖度增加幅度较明显, 其余地区基本不变, 3个园区植被覆盖度增加的面积均大于退化的1.49%~62.35%, 其中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增加幅度最明显, 其次为长江源园区, 澜沧江源园区植被覆盖基本稳定不变。
(4) 2000 -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各园区5 -9月气温、 降水均呈增加趋势, 其中气温呈显著增加趋势, 降水量增加幅度不明显。同时植被覆盖变化与气候驱动因素的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 长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和覆盖度与气温、 降水均显著正相关, 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与降水完全正相关, 植被度盖度与气温显著正相关, 澜沧江源园区植被覆盖面积与气温显著正相关, 与降水显著负相关, 受气温影响较大; 而植被覆盖度与气温、 降水显著正相关。总体而言, 近20年气温升高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增加的主要原因, 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面积和覆盖度的增加需要气温、 降水协同作用, 干旱地区降水对植被覆盖具有主导作用, 降水相对充沛的地区, 温度为主要制约因子, 但降水过多可能会抑制草地植被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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