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显示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自1850 -1900年以来已上升约1 ℃。在多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 全球平均温度会升高1.2~1.9 ℃, 未来20年将达到或超过1.5 ℃。如今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已经在遭受高温极端天气(包括热浪)的影响, 当全球温升2 ℃时, 极端高温将更频繁地达到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临界耐受阈值。亚洲地区观测到的平均温度的升高已超出自然变率的范畴, 极端暖事件增加、 极端冷事件减少, 季节性积雪的持续时间、 冰川物质和多年冻土的范围将进一步减少(
IPCC, 2021)。此报告表明了未来全球变暖带来的气候变化在所有地区都将加剧。中国近年来气温不断上升, 在区域和季节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其中中国北方与冬季增温更为明显(
Ren et al, 2012;
沙万英等, 2002;
李娟等, 2020)。中国区域整体暖昼、 暖夜呈增长趋势, 冷昼、 冷夜呈减少趋势(
Zhai and Pan, 2003;
Zhou and Ren, 2010), 其中黄河流域、 东北北部及周边地区暖昼增加显著(
钱维宏等, 2007), 东南沿海地区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减少, 西北地区增加, 除西南地区部分站点外, 中国大部分地区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率在减少(
章大全和钱忠华, 2008;
龚志强等, 2009)。青藏高原平均4000 m的海拔以及其独特的地形在全球气候中起着重要作用(
叶笃正, 1952;
Zhou et al, 2009;
冯松等, 1998;
马耀明等, 2014)。在全球变暖背景下, 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现在正处于加速升温阶段(
段安民等, 2016;
Liu and Chen, 2000;
Guo and Wang, 2012), 且高原边缘地区气候变暖要明显高于高原腹地(
李林等, 2010)。同时, 由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常会给青藏高原带来很大的影响(
王根绪等, 2007;
杨志刚等, 2015), 因此有许多学者利用气象观测站资料对青藏高原的极端气温事件进行了分析, 发现近些年高原上大部分地区极端高温事件多发, 而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率减少(
吴国雄等, 2013;
宋辞等, 2012), 霜冻日数、 冰冻日数呈减少趋势, 极端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呈增加趋势(
杜军等, 2013; You et al, 2008;
Wang et al, 2013)。青藏高原上昼夜升温和冷暖升温还具有不对称性特点(
周玉科等, 2017;
游庆龙等, 2008), 最低气温升高幅度显著大于最高气温与平均气温, 也侧面体现了青藏高原气候变暖的一致性(
马晓波和李栋梁, 2003;
Ding et al, 2018;
李林等, 2009)。由于青藏高原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条件苛刻, 观测站点偏少, 观测数据匮乏, 许多研究者通过模式模拟以求得高原上较全面的极端气温指数的多年变化情况以及预估今后的发生趋势。
Xu et al(2012)利用区域气候模式RegCM3研究中国极端气候变化, 结果表明1951 -2100年期间青藏高原变暖显著, 生长季长度增长明显, 霜冻日数减少明显。
Lu et al(2019)利用区域气候模式RegCM4预测未来青藏高原将是中国气温升高最显著的区域, 极端暖事件增加, 极端冷事件减少。
Zhang et al(2017)利用PRECIS区域气候模型系统模拟得到中国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 结果表明21世纪末期, 青藏高原最低气温变暖幅度大于最高气温, 同时青藏高原南部和东部对极端冷暖的响应十分敏感, 其遭受气候变暖的可能性更高。
陈虹举等(2021)、
陈说等(2021)评估了CMIP5多个模式对青藏高原极端气温指数的模拟能力,
李红梅和李林(2015)、
You et al(2020)则利用了CMIP5多模式集合结果分析在不同全球升温阈值下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全球温升1.5 ℃、 2 ℃、 3 ℃时, 青藏高原上的极端指数趋势幅度大于整个中国, 青藏高原上的冷指数减少, 暖指数增多, 其中2 ℃时极端温度的变化大于1.5 ℃, 但2 ℃和3 ℃之间的差异不是很明显。
周天军等(2020)的结果则表明排放情景对近期(2020 -2039年)气候变化预估影响小, 末期(2080 -2099年)在RCP4.5和RCP8.5两种情景下极端气温均显著增加。各种模式模拟的结果也都表明了青藏高原未来属于气候变暖的重点。